第一节日俄战争后的日本政治与殖民帝国
一、军阀势力与军备扩展
日俄战后，军部挟战手之气焰，及力鼓吹“军备扩张至上”，扩大“统帅权“的范围。1906年10月，陆军首脑山县有朋不与内阁商量就制定并向天皇上奏了带有国策性的《帝国国防方针》。次年2月，经军令、军政首脑联合御前会议审议并确定了所需兵力及用兵纲领，交给内阁分期执行。这是军部撇开内阁，单独制定国策之开端。1907年9月12日，军部又以第一号“军令”的形式下达了“关于军令的规定”，凡有关军政之天皇诏敕，只须陆海军大臣副署即可以“军令”的形式下达执行，无须内阁总理大臣副署，这就为军部擅权进一步提供了法律根据。二、大正政变
1、“大正政变”的社会基础
日俄战争以来，与垄断特权财阀资本发展的同时，中小资本和无特权的一般工商业资本也有某些发展，但在发展过程中受到特权垄断资本的某种压抑。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小生产者在没落，知识阶层人数在增加。这些知识分子很多与中小资产阶级联系密切，形成一个反对军阀官僚专制的民主势力。甲午战争以来，军费不断膨胀，官僚机构无休止地扩大，军阀官僚集团贪污不断发生。人民群众极为不满，反对军阀专制，反对军国主义预算，反对增加税收，要求扩大普选权。这类带有民主色彩的改良主义运动，主要反映了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是明治前期自由民权运动在新形势下的继续。1908年，代表地方非财阀资本利益的“商业会议所联合会”曾领导过全国性的反对增税运动。1906年2月，小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分子建立了普选联合会，提出“普选请愿书”。此后各次议会，亦有人提出普选法案，均被否决。这些改良主义要求正是“大正政变”的社会基础。统治集团中的反军部势力则加以利用，以求达到它自身的目的。
2、“大正政变”
第二次桂太郎内阁（1908年7月14日——1911年8月30日）登台后，加强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暴力镇压，扩大军事支出，正式并吞朝鲜。然而它在财政上困难重重，它的暴力措施和庞大的一、军事支出日益招致人民群众及各方面不满。1911年8月23日，桂内阁辞职，西园寺公望再次组阁（1911年8月30日——1912年12月21日）。1912年9月27日，明治天皇死，皇太子嘉仁即位，改元“大正”（1912年7月30日——1926年12月25日）。1911年8月，西园寺公望第二次组阁（1911年8月30日——1912年12月21日）。由于硬通货储备连年下降，它不得不把施政中心转入整理财政。1912年秋，内阁要求各省对1913年年度预算压缩一成。陆军为了策谋倒阁，非但不压缩预算，反而指令陆军大臣上原勇作强硬要求增设两个师团。11月10日，西园寺会见山县有朋希望缓增设两个师团，山县答称：“国防为本，财务为末”。22日，陆军大臣正式提出增建两个师团方案。30日，内阁否决。12月2日，上原勇作提出辞表，陆军拒绝推荐继任人选，西园寺内阁遂被迫辞职。这是军部势力第一次使用“军部大臣武官专任制”，迫使内阁垮台。不久，由桂太郎第三次组阁，日本人民和民主势力对军部的专横及为不满，展开了群众性的斗争，迫使第三次桂太郎内阁辞职。这次政治变动被称作“大正政变”。
事后，山县有朋把持的元老会议又决定由天皇下诏令桂太郎组阁。其实，大正天皇智能不全，桂太郎当时的内大臣，负责起草诏令。所以，这项决议等于让桂太郎自己任命自己，集宫廷和政府大权于一身。消息传出，全国哗然。《万朝报》、《东京朝日新闻》、《东洋经济新报》等群起反对，政友会各地支部、全国新闻记者联合会、东京商业会议所及实业界有力团体“交询社”纷纷作出决议，反对增疫师团，并提出“反对军国主义者”、“扫荡阀族”、“拥护宪政”等口号，有的还提供活动资金，这些团体先后召开了三次“拥护宪政大会”，弹劾桂太郎内阁。12月24日，第三十次议会召开，护宪运动愈形活跃，桂太郎竟以天皇名义敕令议会休会。2月10日，议会复会时，数万群众包围议事堂，政府出动了二千五百名警察进行威胁，仍无法驱散群众。2月11日，桂太郎被迫辞职。第三次桂内阁只存在了五十天（1912年12月21日——1913年2月11日）。示威群众袭击支持桂太郎内阁的报社，焚毁警察署、岗楼多处，运动扩及大阪、神户、广岛、京都等地，表现出少见的声势。
山本权兵卫继任组阁（1913年2月20日——1914年4月16日）后，采取了一些缓和措施，但对减税等问题毫不触及。不久，西门子事件（西门子事件：德国西门子公司以价款的1.5——3.5%作为回扣，贿赂日本海军部门。）及“金刚号”军舰受贿事件相继被揭发，几万群众再次包围议会，山本权兵卫内阁辞职。山县系的清浦奎吾受命组阁，因海军反对而流产。1914年4月，年已七十门岁的大隈重信被抬出组阁，实权则操在三菱财阀家的女婿加藤高明之手。
三、日本并吞朝鲜
1、日本并吞朝鲜
日俄战争中，日军就强迫朝鲜政府签订了军事占领性质的《日韓议定书》（1904年2月23日）。8月22日，又签订了《日韩协约》，朝鲜的内政、外交均须经日本顾问同意。日俄战争结束后，1905年11月17日，伊藤博文以武力威逼朝鲜签订了第二次《日韓协约》，朝鲜沦为日本的保护国，这个条约被称作“乙巳保护条约”。条约规定：日本在朝鲜设“统监”，朝鲜外交由日本处务省掌理。第一任统监为伊藤博文。日本在朝鲜常驻两个师团，另有警察、宪兵七、八千人。1907年7月19日，伊藤博文借口“海牙密使”（海牙密使事件：1907年6月“万国和平会议”在海牙召开。朝鲜国王派密使至海牙，控诉日本侵略朝鲜，要求参加会议。因美英等国反对，朝鲜使节未能参加会议，悲愤而死。）事件，迫使朝鲜国王李熙让位给皇太子李坧。24日，又强迫朝鲜签订第三次《日韩协约》（”丁未七约）。协约规定：朝鲜一切法令、内政重大措施及高等官员之行免均须经日本统监批准。在《秘密备忘录》中又规定：解散朝鲜军队，各部次官、警保局长及法院、监狱之重要官员均须由日本人担任。于是，日本人把持朝鲜政权，任“判任官”以上者达两千人.伊藤博文自任新太子(李根)之太师，令其着和服，送至日本队，接受皇室“教育”。1909年12月，日本指使朝鲜卖国贼李容九在朝鲜举国诅咒声中“上书”，以“一进会”会长及“百万会员”名义要求“日朝合并”。1910年6月3日，日本内阁决定并吞朝鲜。8月22日，日军以刀枪包围，逼迫朝鲜国王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朝鲜地图变色，王族被列入日本皇族、贵族分别赐爵，大批爱国都被捕下狱。陆军大将寺内正毅任朝鲜第一任总督。
朝鲜经济被纳入日本的殖民体系。1907年，宣布朝鲜王室土地、森林及官有地为“国有”，由“统监府”管理工作，实际落入日本之手。1908年12月，日本在朝鲜设立了类似英国东印度公司性质的“国策会社”——“东洋拓殖会社”（简称“东拓”），资源共享本一切从严千万日元，日本政府每年补助三十万日元（连续八年），另发行公司债二千万日元，由政府保证红利。以现役陆军中将宇佐川一正为总裁。“社员皆身着制服，腰佩手枪”，“苟遇反对东拓在朝鲜之活动者立即用刀枪来说话”。“东拓”就是这样在朝鲜进行了血与火的殖民掠夺。1910年到1919年，东拓占有的土地有一万一千多町步增长至七万余町步。东拓还大量组织移民，每年预计一万人。总督府又通过“清查”，大量掠夺朝鲜人民土地，贱价转交日本人经营农场。1909年，日本在朝鲜的地主有692人，占有土地五万二千余町步，至1915年增长为6969人，占地二十万五千余町步。1918年，在朝鲜占地二百町步（合三千华亩）以上之大地主中，朝鲜人有60人，日本人则有144人。大量的朝鲜粮食、棉花输入日本。在一段时间内，日本对朝鲜只准建立矿业和少许农矿产品加工工业，更不准发展民族工业。以矿业而论，自1911年至1918年，日本人在朝鲜经营的矿山自103处增至434处，矿产值自140万日元增至2467万日元，在朝鲜矿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自22.6%上升到80%。
为了掠夺朝鲜资源并把朝鲜作为向中国扩大侵略的根据地，日本统治者十分重视在朝鲜建筑铁路。继京仁线（1900）、京釜线（1905）之后，至1910年共敷设铁路一千公里。1915年达1600公里，1919年达1855公里。1909年至1911年，日本在鸭绿江强行架桥，把京（城）义（州）线与我国东北地区之安（东）奉（天）连结起来，日本兵车乃随时可进入我东北地区。铁路成了日本殖民扩张的大动脉，朝鲜银行和东洋拓殖公司则成为它的吸血库。
2、朝鲜人民的抗日斗争
朝鲜人民对日本统治者的侵略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继甲午农民抗日军之后，日俄战争期间，从日军踏上朝鲜领土之日起，就有抗日义兵，并逐渐遍及江原、忠清、京畿、庆北各道。日韩“保护条约”（乙巳条约）签订之时，朝鲜爱国报纸发表《放声痛哭、忠告全国国民书》。1906年3月至5月，忠清南道义兵一千多人一度攻占洪州。1907年8月，日本统治都强迫解散朝鲜军队时，朝鲜就城一千三百名官军武装起义，与日军数千人激烈巷战。其他各地也有类似行动。很多士兵在战败后冲出重围与抗日义兵汇合。1908年一年，各地义兵牺牲者一万一千余名。
四、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
1、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
台湾是日本最早的殖民地。日本的殖民“经验”很多来自对台湾的统治。陆海军大将桦山资纪、桂太郎、乃木希典、儿玉源太郎等先后任台湾总督，推行残暴的讨伐、镇压和军事统治，其后转入经济掠夺并采取同化政策。港湾、铁路、清丈土地被列为初期殖民掠夺的“三大任务”。1899年为修筑基隆港（1903年筑成）和纵贯全岛的铁路年筑成），颁布“台湾事业公债法”，并设立了台湾银行（1899）。从1898年至1904年，日本统治者以六年时间进行了“土地调查”，把纳税地从361447甲扩大为777860甲（每甲约近一町步，或14.5华亩），把地税总额从86万日元提高到299万日元，即扩大了三点三倍。1910年至1914年又进行了‘林野调查“，七十八万三千余甲的林野，96%被划为“官有”。许多长期开发、共同使用、依山傍林为生的台湾人民因此而失掉生计。半数官有林野或被拨充日本各大学的实习林场，或被贱价转售给日本大资产阶级。砂糖、大米、茶时、樟脑等物资是初期殖民掠夺的主要目标。1898年三井物产公司在台北设立支店，垄断了台湾的农产品贸易。1900年，在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支持下，以三井财阀为中心，吸收皇室、华族及特权商人资本，成立了资金百万日元的“台湾制糖公司”。1914年，十几家制糖公司已组成卡特尔的联合会）资本共达1亿日元，1922年更增长为2.7亿日元，占台湾全部工业资本额的50%。十四家大公司拥有糖厂48处，甘蔗园约三万五千町步，专用铁路线1227哩，年产砂糖约6亿斤，获利4700万日元。台湾成了为日本提供粗糖的“糖业王国”。在一段时间内，日本在台湾只准建立制糖、樟脑、烟草、制茶等农产品加工工业，不准建立机械、纺织等工业。
2、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
台湾人民猛烈反抗日本的殖民地统治。反占领的大规模抗日战争虽然失败，各地抗日游击战争仍在发展。在台北，有以林大北、林李成、简大狮等为首的抗日游击武装。其中，简大狮领导的抗日武装数达千人，屡次重创日军，坚持至1897年，在台中，有柯铁、简义、黄丑等领导的抗日武装，其中柯铁的队伍在大坪顶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屡攻不破，众以铁故，咸目之曰：‘铁国山’。五月已酉望，建立铁国旗”，“辟草莱营商工，通商泽之货”，遇到有利战机则下山出击，坚持抗日达四年之久。在台南，影响最大的有林少猫，“聚众数百”据凤山岭（在凤山县南三十里）发展至三千余人，与台北简大狮、台中柯铁并称“三猛”。在日本统治者残暴镇压下，台湾抗日人民惨遭杀畿，牺牲之人数无法估计。据日军总督府各地“法院”公布的数字，自1896年至1902年，台湾抗日人民被当作“匪徒”判处死刑的即达4471人。实际残杀者则远远超过此数。例如，曾担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的石藤新平传记中就说：1902年“大讨伐”中，经“法院”判处列刑的是539名，而“临机处分”（即不经“法院”而处列者）则达4043人，相当于公开判决数字的七、八倍。有的统计说，1898年至1902年，台湾抗日人民被屠杀者达一万一千九百五十人。
日俄战争以后，亚洲民族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尤其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对台湾人民鼓舞极大。在此前后，台湾人民连续不断地举行了十次武装起义。其中规模较大，影响较大的是1913年同盟会员罗福星领导的“苗粟起义”，和1915年的西来庵起义。此外，一定之规有北埔起义（1907年）、林圯博起义（1912年）、土库起义（1912年）等。“津津台湾糖，滴滴血和泪”，日本帝国的宝座，是用殖民地人民的血泪筑成的。
第二节对华新扩张与美英关系的变化
甲午战争使日本的国际地位根本改变，日俄战争则使日本对美英俄的关系发生转折性变化。由于俄国已经受到削弱，由于日本在华势力迅速扩张，曾经是日本老朋友的美国，日俄战后日益转变为日本的敌国，长期作为外交政策基调的英日同盟人此进入尾声，头号强敌俄国却暂时成为日本的盟邦。引起这些变化的原因，除与欧洲俄德势力的消长有关之外，关键的因素是争夺中国、特别是东北地区的权益，首当其冲的就是“南满铁路”。
一、“满铁”
日俄战后升任参谋长的儿玉源太郎在其所著《满洲经营概论》中说：“战后经营满洲之唯一要决在于阳借经营铁路之假面具，阴行百般措施之实”。第一任“满铁”（“南满铁路公司”的简称）总裁后藤新平就职是时也说：“日俄战争恐非满洲一战所能结局，第二次战争将于何时降临？我有胜算则应先发制人，胜算未立则宜自重待机。……总之，我在满洲必须经常处于以主制客，以逸待劳之地位。为此，第一要务在于铁路经营之巧拙。”何谓“巧”？他的说法是：“军事行政，一切举措，形式上应按铁路事业规制，实际上则不应按铁路事业规制。”他还说：“满铁”的经营方针有四：铁路、开矿、移民、设立农工畜牧企业。四项之中，又以“移民”为中心，要求十年内“在满洲移民五十万”。
1906年6月7日，天皇以142号敕令决定设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旋即任命儿玉源太郎主持筹建（不久，儿玉源太郎死，改任寺内正毅）。如此大张旗鼓，正是因为建立“满铁”是日本对华扩张、在远东争霸的一项战略性措施。7月31日，敕令“在关东州（即中国旅顺大连地区）设都督府，常驻一个半师团，统理军政并监督”满铁“业务。中国辽东一角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06年11月26日，“满铁”正式成立，资本两亿日元，半由政府投资（以铁路、矿山设备抵充），半在民间募集，由政府予以保证在十五年内每年支付股红6%。当年只募得二百万日元。若大殖民机构，只经过半年筹备，就以二百万日元资金开张，其效率亦可谓“神速”。按照中俄条约，中东路（包括南满支线）应由两国共管，主管人员应由两国人组成。日本单方面以“敕令”宣布机构、任命官员、把南满铁路财产全部作为日本政府的投资，而且要管理与南满铁路毫无关联的安奉铁路等等，远远超过所谓“俄国让与”的权利，纯属无视条约和中国主权。清政府曾提出抗议，日本驻华公使竟回答说：“此殆不可以常识理解之突发空论”。
“满铁”疯狂攫夺我国东北地区权益，中日之间纠缠五、六年的“东三省五案”（东三省五案：指安奉铁路案、新（民）法（库）铁路案、大石桥铁路穿孔机、展筑京奉铁路案、抚顺及烟台煤矿案。此五案自1905年纠缠至1911年7月，清政府逐一被迫屈服。）无不与“满铁”有关。自1907年至1931年，二十四年间“满铁”共付给日本政府红利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付给股东红利二亿日元，付给英国及日本的公司债利息三亿多日元。一另有公债金一亿八千多万日元，四项合计共八亿三千多万日元。1945年日本战败，“满铁”被解散时，它的资本额共达30亿日元，从业人员达四十万人，管理铁路一万余公里，拥有抚顺煤矿、烟台煤矿、鞍山铁矿、大连港口等多种工业和自成体系的公用、航运、仓库、学校、文化设施、科研机构。松冈洋右说：“满铁”是日本帝国主义“恢宏皇猷的生命线”。对中国人民来说，“满铁”则是一条举世少见的殖民主义吸血线。这个殖民机构十分重神对中国的调查研究。它一建立就设立了“满铁调查部”。以后又增疫“朝鲜历史调查部”、“东亚经济调查局”以及地质、农业等研究机构，网罗日、中、朝、俄等国知识分子，广泛收集中国（特别是满蒙、华北等地）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民俗等方面资料，用意、居心极为险恶。
与“满铁”同时，其他财阀资本也涌入中国东北地区。三井、三菱及第一银行主要集中于金融和商业，大仓组则开采本溪湖煤铁矿，以后又向木材、造纸等部门投资。安田财阀、王子造纸公司等也向煤矿、木材投资。至1925年，日本在东北地区矿、林、农业方面的投资共达14亿日元（其中满铁投资7.5亿日元）。中国的大豆、木煤、铁等物资源源流入日本，日本的棉纱等商品则大量输入。至1914年，中国东北地区进口额中，日本占60%，出口额中对日出口占85%。1907年，中国东北地区有三万七千多日本人，至1917年增至十万人。
二、对华新扩张
1、经济方面
《马关条约》虽规定日本可以在华设厂，但是初限于财力、规模不大，真正对华输出资本是在日俄战争以后。1902年三井物产公司收买上海华商兴泰纱厂，成为日本第一个在华纱厂。日俄战后，1906年收购大纯厂（改称上海纺织第二厂）。此后，日本在华纱厂迅速发展，至1919年共达三十三万多锭，约占华商纱厂纱锭数的一半，超过了英国（二十四万锭）。1910年，日本设立“东亚兴业公司”（资本一百万日元），1913年又设立中日合办的“中日实业公司”（资本五百万日元）。目的是扩大对华投资。自1909年至1915年，仅对华铁路贷款即有九笔，共283.7万镑（合2837万日元）。在华中，日本特别注意攫夺汉冶萍公司。1905年8月，桂内阁曾决议：“为确实扶植帝国在汉口方面之利权，并对中国将来之形势作好准备，要使大冶铁矿及萍乡煤矿之采掘权伺机全部归诸本邦之手”。自1904年初至1913年底，日本兴业银行和正金银行对汉冶萍公司贷款十四笔，共三千多万日元，在苏、鲁、皖等省也续有投资借款活动。
2、政治方面
在政治侵略方面，戊戌变法期间，伊藤博文曾来公款“游历”，其目的并不是“同情”“支持”维新派的改革，而是拉拢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实力派，攫取大冶铁矿并商派留学生赴日学习军事及延聘日本教官训练新军等。大量吸收中国学生留学日本，从日本统治者来说是有深远意图的。当时日本《教育时论》杂志上有人著文献策说：“今日之支那渴望教育，机遇殆将发展，我国事先而制其权，是不可失之机也。我国教育家应趁此时，容于支那教育问题，握其实权，由我他日之在支那，为教育上之主动者，为知识上之母国。此种子一播，确定地步，则将来万种之权皆由是起焉。”1898年5月14晶，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致函外务大臣西德二郎强调说：“如果将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国新人材散布于古老帝国，是为日后树立日本势力于东亚大陆的最佳策略；其习武备者，日后不仅将仿效日本兵制，军用器材亦必、仰赖日本队，清国之军事将成为日本化。又因培养理科学生之结果，因其职务上之关系，定将与日本发生密切关系，此系扩张日本工商业于中国的阶梯。至于专攻法政等学生，定以日本为楷模，为中国将来改革的准则。果真如此，不仅中国官民信赖日本礼宾司有将较往昔增加二十倍，且可无限量地扩张势力于大陆。”日本政府采纳了这个建议。同年，矢野函告清政府总理衙门说：日本愿意提供经费接受中国学生到日本留学，“人数约以二百人为限”。随之，日俄战争后，出现了中国学生留日高潮。不过，日本统治者这种如意算盘却并未能实现。中国留学生绝大多数是爱国的。很多留日学生成为辛亥革命的骨干，以后走上革命、抗日斗争的道路。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日本统治者更企图乘机扩大侵略。以山县有朋为首的军部势力要求出兵一至两个师团，与俄国联合，“南满北满，一致行动”，一举霸占满蒙。他们还策动所谓“满蒙独立”，阴谋把满蒙地区从中国割裂出去。在日本外务省中，以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为代表，主张同时援助清军与革命军，使南北“永远对峙”，并提出了割裂中国分而治之的方案。1911年10月，西园内阁通过了《对清政策》基本上采纳了外务省一派的主张。在这一方针指导下，日本同时向清军和革命军双方出卖废旧军火，并多次提供借款，攫夺汉冶萍公司经营权及华中地区的路权、矿权乃至航运权。袁世凯政府成立后，日本积极参加“五国银行团”的“善后大借款”，向袁政府提供借款五百万英镑，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对华最大的一笔借款。10月5日，日本与袁政府签订《满蒙五路秘密换文》，10月6日，承认了袁世凯政权。总之，这个时期日本的对华扩张，其势咄咄逼人。仅以对华投资来说：1902年日本在华投资额共计5360万美元，1914年增至2.9亿美元，相当于英国的44%，俄国的66%，德国的75%，超过法国，为美国的2.9倍。
三、日美矛盾上升
1、日美矛盾上升的原因
日俄战争使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在欧洲，随着德国的强大，英德矛盾代替英俄矛盾上升为国际主要矛盾。1907年8月英俄缔结协定，它与前已存在的俄法同盟（1893）、《英法协约》（1904）联系起来，形成了对德包围的“三国协约”。在亚洲，随着日本对华扩张的加剧，日美矛盾上升，日俄之间则共谋瓜分满蒙地区而趋向勾结。英国与日本的矛盾虽有所发展，但为了对付德国，也支持日、俄。“铜山西崩，洛钟东应，远东国际形势与欧洲国际形势息息相关。朝鲜既归日本所独占，”远东之巴尔干“遂转移至列强虎视之中国东北地区”，日美之间在这个地区争夺异常激烈。
日俄战争后期，美国出面调停并暗助日本，其条件之一就是“满洲门户开放“，即允许美国资本进入中国东北地区。1905年8月底，朴次茅斯和约即将签字，美国铁路大王哈利曼前来日本，要求共同经营南满铁路，并在10月12日签订了草约。事后，日本政府反悔，哈里曼刚回到旧金山，就接到日本通知”缓议“，1906年1月15日，又正式通知取消此草约。这件事成了日美关系史上的转折点。在此以前，美国一直以日为友。在此以后，矛盾越来越发展，终至三十多年后刀兵相见。
2、日美之间出现的紧张局面
1906年3月，美英对日本封锁中国东北地区提出书面警告。同年春，美国西部地区排斥日本移民（至1908年初签订所谓“君子协定”，日本自动限制移民）。1907年8月，美国在哈里曼策谋建立”东三省银行“，先修筑与南满铁路平行的新（民屯）法（库）铁路，再殿筑至齐齐哈尔。对此，日本通告拒绝，美国的计划未得实现。1907年至1908年间，各国报纸甚至盛传日美之间将爆发战争（实际并未达到这种程度）。为了缓和气氛，日本特地为美国航队环游全球到达日本举行了盛大欢迎仪式（1908年10月）。1908年11月底，美日双方就太平洋地区的权益缔结《高平·卢脱协定》，日本保证不向美国势力范围内扩张，并在中国支持美国的“机会均等原则”。1909年春，美国政权更迭，塔夫脱代罗斯福为总统，积极推行“金元外交”。哈里曼再次企图收买南满铁路。司戴德也再次来华，策谋收买中东路或者联合英国资本建筑锦瑗路（自锦州至瑗珲）。美国国务卿诺克斯又致函英、俄、日、中等国政府，主张“国际共管”满洲各铁路，即“诺克斯计划”，均遭到日本强烈反对。日美矛盾愈加深刻。
四、日俄协约
1907年7月30日，日俄第一次协约成立，它包括公开协约、秘密协约、追加条款、两国换文四个文件。公开协约写的是：“尊重”中国领土之完整，秘密协约则瓜分中国东北三省，并在追加条款中具体划定了界线。北满属俄国势力范围，南满属日本势力范围。此外，俄国承认日本独占朝鲜，日本则承认俄国在蒙古的地位。
1910年7月4日，日俄两国签定第二次协约，除再次确认第一次所划分的秘密范围外，同时增加了军事同盟性质的条款。
1912年7月，日俄又签订了第三次协约，除确认一二两次密约外，并把前述势力范围分界线延伸至内蒙古。以东经116度27分为界，把内蒙古划作东西两部。东部归日本。从此，“东部内蒙古”就成为日本对华扩张计划中的新名词和新目标。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6年7月3日，日俄又签定第四次协约，其秘密部分规定：一旦中国被与日俄两国敌视的第三国所控制，双方应协商采取措施；如果两国中之一方与上述第三国宣战，另一方应给予援助并商定以兵力援助之条件及实施办法。这表明：日俄军事同盟已经把整个中国作为他们的势力范围。
五、英日同盟的尾声
在上述远东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中，日法两国于1907年6月10日签订协约。法国承认福建为日本势力范围并取得英国的同意。日本则保证不支持越南民族革命运动。英日矛盾虽在发展，但英国当时还需要利用日俄同盟以对付德国。1911年7月13日，英日签订第三次军事同盟条约，同时限制了它的范围，即不适用于对付美国。这是近代史上最后一次英日同盟。这个“同盟”从日本对付其主要敌手（美国）来说，它已无意义。但日本后来却用它作为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据，这是英国万万没有想到的。
英美两国长期支持日本侵略扩张，目的是要日本为他们火中取栗，结果却替自己培植了一个强大的对立者。日本对亚洲各国肆意侵略，结果则锻炼了亚洲各国革命人民并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历史不以反动派的意志为转移而发展，这正是历史的客观辩证法。
第三节日本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一、日本的参战
谷干城的争霸战略
“欧洲早晚必有干戈破裂，马蹄蹂躏中原之时期。我国固不应干预欧洲之变乱，但欧洲变乱之波及必甚广，由此必动摇东洋诸国，以致东洋变发生兵乱。……当此之时，我国若拥有坚固之兵舰二十只，精锐之陆军十万名，即可争衡于东洋，见重于欧洲.”。这是日本军事家和政治家谷干城1887年写的一段话。1914年，这种时机到来了。新兴的日本脱颖而出，实践了谷干城的战略。
在为了“英日同盟”的幌子下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在对德宣战（8月4日）前一日，曾经要求日本：如果香港及威海卫遭爱德国攻击，盼日本给予援助。8月7日，又正式要求日本出动海军搜索并击毁正在攻英国商船的德国巡洋舰。英国的目的只不过是希望日本在有限范围内助英国一臂之力，却未料到这正中日本下怀。8月7日晚至8日晨，日本连夜召开元老、内阁大臣联席会议，通宵达旦。外交大臣加藤高明在说明日本应该参战之理由时颇费心机。他承认当时形势未发展到可以援引英日同盟的义务而必须参战的地步。但他认为，为了扫除德国势力，提高日本的地位，却必须参战。元老之一井上馨（因故缺席）在信中说得更国赤祼。他说：“这次欧洲大祸乱对于日本发展国运，乃大正时代之天佑良机”，必须抓住时机，“确立日本对东洋之昨权”。会议决定，日本政府宣布参战之根据为“英日同盟”，其行动亦不能仅限于击毁德国武装商船。8月9日，日本外务省向英国提出备忘录，其中说：日本将“采取一切可采取之手段与方法，以消灭可使日本及英国在东亚之利益遭受损害之德国势力。”英国收到这份备忘录大吃一惊。因为，日本显然是要乘机扩张，危及英国在华利益。于是，英国驻日公使奉命通知日本说：日本对德宣战将造成战线扩及中国大陆之印象，并将立刻引起中国的不安，希望日本不要对德宣战。8月10日，又正式照会日本：取消前此请日本击毁德国武装商船之要求。但是，日本决心已定，根本不理。8月15日，日本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舰队退出中国海面，否则立即解除武斗。限德国在9月15日以前将胶州湾租借地交给日本，“以备交还中国”，限8月23日正午前答复。8月23日，日本对德宣战。
日本政府趁火打劫，又一次在中国领土上挑起战争，其目的是要侵略中国并重新瓜分南洋殖民地。中国政府鉴于形势险恶，于8月6日宣布’“中立”，要求日本“保全东方”。这当然不能约束日本。9月2日，日军在山东龙口登陆。中国被迫于9月3日声明：划龙口、莱州一线至胶州湾地区为“战区”。
当时，德国在远东之兵力计青岛要塞守军在、五千人，军舰十七艘（共四万五千吨），远离本国，当然不是日本对手。但日本却没有采取日俄战争中强攻旅顺的战术，而是先以舰队封锁胶州湾，同时派一个混成旅在青岛外围构筑阵地，再逐步围攻。9月5日，日本空军首次出动助战。继又曾派一个师团。9月17日，日军占领济南车站，沿胶济路进攻。25日占潍县车站，10月7日占领济南车站，控制了胶济全线。10月29日，日军部攻青岛，11月7日，德军投降。其行动远远超越了中国政府所划定的“战区”。所到之处“占用民房，强买物品，勒派车辆，并有伤毙人命情事，又**妇女，……致居民闻风逃散”。日本海军借口寻找德国舰队主力而南下太平洋，于10月中旬占领德属马绍尔、马利亚纳、加罗林诸岛。
二、“二十一条”
短短两个月内，日军轻而易举地占领山东半岛及德属南洋诸岛。其“战果”非甲午、日俄两战初期可比。日本统治者欣喜若狂，从元老、首相、军部首脑以至黑龙会等右翼团体纷纷要求乘机扩大在中国的权益直至由日本统治中国。1914年9、10月间，黑龙会提出一个长达六、七千字的秘密“备忘录”，要求强迫中国订立军事“防御同盟”，由日本控制中国军、警、财、文各大权；同时在中国各地策动骚乱，就中华民国为君主立宪等等。这个“备忘录”实为日本后来提出“二十一条”和“中日防敌军事协定”的蓝本。青岛沦陷后不久，1914年11月11日，日本内阁制定了以灭亡中国为目标的“二十一条”。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向袁世凯正式提出，其内容及谈判经过，王芸生先生所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队》第六卷中已搜集详备，一般中国近现史著作多有引述，兹从略。
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侵夺中国福建、汉冶萍、南满、东蒙等地区的权益，觊觎山东，窥伺全国，蓄心积虑，已非一日。“二十一条”既是当时日本统治阶级各个集团对华侵略要求的综合，也是日本长期策谋独霸中国主权之集大成。这些要求如果得逞，中国势必沦为第二个朝鲜。袁世凯本人也知道这些要求的严重性，对第五号有条款曾以朱笔批写：“握我政权”“握我警权”“握我械权”等等。双方谈判之时，鬼鬼祟祟，极端秘密。然而，条约内容仍然不久即被各方揭露。中国人民立刻掀起了反对“二十一条”的强大抗议运动，全国各地以至海外华侨，到处掀起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
日本上述要求当然与美、英等国利益冲突。不过，英法等国当时正忙于欧战。美国态度暧昧，起了助长纵容的恶劣作用。1915年4月26日，日本把“二十一条”的第五号（除福建省权益另议外）作为“缓议”，把其余各号作为最后修正案递出。5月7日，日本发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答复。5月9日，袁政府屈服。5月25日，签定了有关山东、福建、南满、东蒙、汉冶萍、胶州湾、旅大租借地、安奉铁路等权益的两个条约及十三件换文。二十一条的绝大部分均被化整为零地强加于中国。
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二十一条”，全国各地展开了更猛烈的反日、反袁斗争，卖国的袁世凯政府不久即被推翻。在中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1923年，北洋直系军阀政府宣布废除与“二十一条”有关的各种文件。日本统治者企图把“二十一条”强加于中国，其结果只能使它自己在亚洲、在全世界更加孤立。具有进步倾向的《东洋经济计划新报》当时指责日本政府说：“这是树敌于全世界，其结果只能说是为帝国贻下百年之祸根”（1915年5月5日社论）。这种见解十分可贵，它表明日本存在着与军国主义势力对立的和平势力。
三、“菊分根”政策与“西原借款”
1、“菊分根”政策
日本趁火机劫，先诱迫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后来又支持倒袁，与俄国签定第四次“日俄密约”（1916年7月3日），策动所谓“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所有这些野心毕露的行动和见不得人的阴谋勾当都发生在大隈内阁（第二次，1914年4月16日——1916年10月9日）时期。大隈内阁由此声名狼藉，难以继续。1916年6、7月间，寺内正毅指使其亲信散发秘密文件攻击大隈内阁有损帝国“声誉”。10月，大隈内阁辞职，寺内正毅内阁成立。
寺内内阁（1916年10月9日——1918年9月29日）面临的任务是摆脱因“二十一条”及上述一系列阴谋而造成的狼狈局面，缓和国际关系，为日本在第一次大战期间猛然集聚的大量资金寻求出路。为此，就必须改变一下策略和口号。于是，军阀出身的寺内正毅反而指责大隈内阁是“霸道”，他打出“王道主义”旗帜。企图通过对华贷款来达到超过“二十一条”之目的。“西原借款”就是寺内内阁这种政策的产物。主持其事的寺内内阁大藏大臣胜田主计事后写了一本书，形象地把这种政策比作“菊分根”，卷首题诗说：“渐到菊花分根日”，意思是：日本对华借款即将发生效果了。
2、“西原借款”
“西原借款”以经办人西原龟三而得名。此人长期为寺内正毅在朝鲜策划经济侵略，与寺内正毅、胜田主计等被合称作“朝鲜三人帮”。日俄战争前后，右翼军国主义首领神鞭知常鼓吹要“恃王道而结东亚”，西原龟三是神鞭知常的门徒，接过“王道”的口号。何谓“王道”？？满铁？总裁后藤新平说：“殖民政策是‘文装的武备’，即以王道之旗来实行霸术”，此话可以说是对所谓“王道”的诠释。正是这位后藤新平，在参加寺内正毅内阁后不久就上书，认为日本应当以“世界经济财政的和平战胜者”的姿态，“断然在中国投资一亿日元”，建立一个足以和“中欧经济同盟”、“协约国经济同盟”以及与美国经济撷抗的“东亚经济同盟”。“西原借款”或“菊分根”正是这类“王道”政策的实施。“东亚经济同盟”的一类则发展为“大东亚共荣圈”的狂想。
1916年7月，西原龟三奉命来华考察后写成《适应时局的对华经济措施纲要》，主张把日本各大银行及与中国关系密切之纺织公司和实业家组成投资团，对华进行投资，以确保日本在华经济势力。寺内内阁接受了这个方针。1916年12月4日，在日本政府支持下，兴业、朝鲜、台湾三银行组成了专门对华投资的特别银行团。1917年8月28日，日本又与北洋政府合办“中华汇业银行”，专营借款业务。以第一次交通银行借款（1917年1月20日）为开端，寺内内阁执政两年期间，日本共对华贷款三亿八千六百多万日元，绝大部分都是扶植段祺瑞政权的军事政治贷款。段祺瑞则对日本帝国主义俯首听命，尤其是他所签订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使中国在军事上从属于日本，实际等于二十一条第五号内容的实施。
“西原借款”大都没有担保，历届北洋政府无力归还，大部成为呆帐。拖到1926年，日本政府不得不发行专门公债拨交兴业、朝鲜、台湾三银行，把这三笔烂帐转嫁给日本人民。“菊分根”政策与“二十一条”政策同样破产。
四、出兵西失利亚的失败
191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沙皇俄国的崩溃为日本向北扩张提供了可乘之机。1918年1月18日，日本借口“保护侨民”派军舰两艘驶入海参崴。5月下旬，欧战期间被俄国俘虏的捷克兵团经西伯利亚返欧，中途哗变。帝国主义各国遂以“援救捷克军”为名，大举出兵，围攻苏维埃政权。七月初，美国向日本提议，日、美各派兵七千名至海参崴，同时声明：日军之行动将不止于海参崴，“可能向西伯利亚出兵”。8月2日，日本政府发表公报宣布“出兵西伯利亚”。其时，日本各地正爆发大规模的“米骚动”。日本统治者出兵时特意大张声势，以转移国内视线，向人民施加压力。
有些著作把日本出兵西伯利亚说成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要求的结果，日本历史家井上清写了专文，引证大量史料，着重指出：日本统治者在俄国发生二月革命不久就策谋出兵。十月革命发生后，更是积极策动，其中心人物有参谋总长上原勇作、外相本野一郎、内相后藤新平等人。寺内内阁的谋略人物西原龟三在1917年11月写了“东洋永久和平方案》，也主张先取北满，再向俄国的滨海州、阿穆尔州等地扶植亲日势力，“或进而采取断然措施”。他们认为，出兵西伯利亚既是日本的长远战略，也是为了在欧战结束后的和会上取得有力地位的“最方便的一着”。
日军出兵西伯利亚以后，逐次增兵，最高时达到七万三千人。“贝加尔湖以东所有村镇都有日军。从海参崴到赤塔，不论是西伯利亚铁路，也不论是中东铁路，各个车站都挂上了日本国旗”，战线越拉越长。日军还公开支持霍尔瓦特、谢苗诺夫等白俄匪军，妄图在东部西伯利亚建立一个受日本控制的反苏傀儡政权，与满蒙地区连成一片。但是，在苏联红军和苏联人民的坚决打击下，日军的处境越来越狼狈，冻伤者达20%。1920年驻扎在庙街（尼古拉也夫斯克）的一个大队（营）日军被游击队包围，缴械投降（“尼港事件”）。几万日军陷在西伯利亚，进退维谷，士气低落，国内外纷纷指责，拖到1922年6月，不得不声明撤兵（至10月下旬撤毕）。
一位评论家说，日本这次出兵，“驻兵四年余，耗资九亿日元，司令官更换三次，动员了几个师团，……终于一无所获地撤兵……”，是日本“国防史”上最不光彩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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